永续性的缺失意味着它们无法制定长期政策，因此这些国家经常在制度和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无论是在发生了激烈的政变（像1973年智利）或严重的金融危机（像2001年阿根廷和1997年泰国）之后，还是更加迂回的和被拖延的社会转轨后，如当今的俄罗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肯尼亚和南非。
但是，课题组确实在努力尝试，对法学的问题另辟蹊径进行研究，对法律黑箱问题进行更多思考，我们的很多努力可能很不足甚至是失败的，但课题组将其视为一个试错的过程，即便不成功，我们也坦然和欣然地面对这一结果，但是对于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课题组一直带着一种乐观和美好的期望：万一它成功了呢？ 【注】本文是郭春镇教授主持的司法部课题《认知神经科学在法学中的适用研究》（项目号：13SFB3003）的引言与结语中的部分内容。后者则来自于具有人格魅力主体的刻意倡导。
这一挑战主要针对法律责任中内在蕴含的自由意志，原有的法学理论中的自由意志，立足于大众心理学，主要从外在行动来分析和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方面。比如各种解释方法，宪法和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乃至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等等。因为平克说开这次会的时候他是个博士后，而他拿到博士学位实在1979年。此外，课题组也曾经进行过行为实验，但由于实验结果与预设不符，且其中的原因和影响结果的噪音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课题组并没有将其撰文列入最终成果。比如，对于人工智能与围棋高手的对决，除了缔结比赛协议或者人工智能所涉的知识产权等问题，法学一般不会关注或者涉及，这些问题一般也不会引发法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如果像认知神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自由意志，那么法律责任理论就难以维系。该课题分为八章，其中第四、第六章作者为王凌皞，其余章节作者为郭春镇。比如季卫东教授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即认为，2014年发生的法学方法论之争的背景是，近两年法教义学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开始抬头，并对既有的学术潮流，特别是社科法学提出挑战或者抵抗。
它在脱离流行政治话语的过程中不断创造自我的专业技术性话语。其实，与注释方法颇为近似的法条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立场与方法，在我国，尤其需要澄清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法条主义的教条之误，拓展对法律实践和法学实践的深入理解，[25] 研究法教义学，自始无法绕开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翻译介绍。刘军：《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边界——以法教义学为分析视角》，载陈金钊等主编：《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陈坤：《法律教义学：要旨、作用与发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8]法教义学在德国法学史上曾受到一些严厉的批评，参见[德]J•H•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份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因此，诠释法学无力在其范式内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必须主要依赖社科法学学者在关注现实、注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来完成。
[30]有学者认为，法律教义学以对一国法秩序的总体性确信为研究前提，以现行实在法为主要研究对象。[17]可见，法律方法论研究往往需要秉持法教义学的立场。[13]舒国滢：《思如浮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它与法教义学的概念、特征及其功能不谋而合。
法教义学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强调对现有法律的执行，是法官裁判过程中摆脱困境的一条根本出路。近些年来，法学界普遍流行一种对法释义学或法教义学的贬抑情绪。这种研究强调法学跟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探讨其他学科知识对法学的影响与意义问题。[39]纪海龙：《法教义学力量与弱点》，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
迄今，这方面已经推出一些译作。虽说如此，在我国学界，注释法学、注释方法还曾遭受过不少人的鄙视与不齿。
研究表明，像在我国这样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如欲发展法学，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必须要认真对待法教义学。这种规范性思维是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体系化与解释工作。
有学者认为，法教义学视阈下的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思维。[3]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认为，法条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些可能的理论倾向。二、法教义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法理学和一些部门法学者开始意识到法教义学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关注此研究。[26]笔者在国内较早对法教义学作过一定研究，考察了法教义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法理学、法哲学等法学的关系等问题。围绕跟法教义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法学的科学性，无论在德国，[18]还是在当今中国，[19]都有不少争辩。
林来梵教授和郑磊立足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所谓法学方法论，其实可转换为法律学方法论这一概念，进而主张采用法律学方法论的提法。邓教授在论文中对中国法学中具有重要影响或者仍具有重要影响的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另一方面，它又被认为只是德国法学独有的特色，它与其他学科相脱节，成为交流的障碍，甚至还被认为是学术界和司法界针对于民主立法的自我授权的伎俩。[德]汉斯-彼得?哈佛坎普：《概念法学》，纪海龙译，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
[53] 三、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背景下的法教义学研究 中国学界对法教义学的研究逐步开展之际，人们也在探讨跟法教义学的研究旨趣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26]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哲学有助于法律教义学吗？》，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这里对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两支研究取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的认定上有不妥之处。[41]王春业等：《论法官的依法裁判——兼论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官裁判的意义》，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法教义学要求认真对待规则，而这就离不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德]克里斯多夫?格力琴里希、马丁?盖特：《法律思维的差异演变——美国的法律经济分析与德国的法教义学之辩》，徐杭译，载卜元石主编：《域外中国法评论》（第1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而法官解释与补充法律，包括在法律适用中进行漏洞补充（法官造法），是法教义学尤其是民法教义学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对公报案例、指导性案例的评析举隅以及对相关理论的澄清都是有力说明。
[8]贺剑：编后小记，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4页。像在我国这样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如欲发展法学，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必须要认真对待法教义学。
陈金钊教授提出，法律规则是极为重要的法律现象，几乎所有的法学家都注重对其进行分析、注释，西方法学的三大流派基本上都是在不同角度围绕规则展开论述的。谢晖：《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载谢晖：《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5]其他对教义学的强调散见于部门法学者的前述分析之中。按照他的描述，大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贯穿了整个90年代，法学开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36]姜涛：《论法学通说的形成机理》，载《学术界》2012年第10期。[57]严格说来，这种名称也并不确切，比如教义法学也有用法教义学。
[比]马克?范?胡克等著：《法律文化、法律范式与法律学说——迈向一种新的比较法研究模式》，魏磊杰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0年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44]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标，而规范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则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法教义学方法并不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与规范。因此，法学的学科性质是以法教义学来奠基的，后者作为正统法学、原本法学的地位也因此而定。
第二步是回归体系，将上一步中得到的案件处理方案纳入到体系中，对其给出法律体系内部的名分。（3）权威与服从法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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